罗振玉在京都考释甲骨、著书立说，自认“前清遗臣”，决计“不作贰臣”，他打定主意只作学问，不问国事。他曾与王国维戏言：“两耳不闻国内事，一心只作殷人书。”可是偏偏有许多“国内事”飘洋过海，让他躲之不及。民国三年，同为“前清遗臣”的柯劭忞致信与他，说袁世凯要成立“清史馆”，循例为前朝编史，请赵尔巽出任馆长，柯劭忞为总纂。柯劭忞想请他归国编撰清史，这让罗振玉颇为生气。
赵尔巽乃前清重臣，封疆大吏，曾任湖南巡抚、民部尚书、盛京将军（总督东三省）、江西总督、四川总督等职。辛亥革命后也曾高喊“不当贰臣”，自比为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退隐青岛，声称"青岛就是首阳山"。而他现在竟然要作“贰臣”，去为袁世凯“循例”撰书。
柯劭忞是光绪十二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讲等职。官至典礼院学士，曾任资政院议员和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其时正在倾心撰写旷世巨著《新元史。他与罗振玉交厚，二人书信频繁，交流学术，互通有，可谓挚友。罗振玉想不到他会为袁世凯驱使，更想不到他会代为说客，来劝自己也“同流合污”。
若说归国，其实罗振玉也正在考虑之中，却只是为了他三女儿的婚事。
他的三女儿罗孝纯与王国维长子王潜明，居日多年，互生爱慕。王潜明天资聪明，罗振玉自是喜欢，罗孝纯贤淑端庄，王国维也非常喜欢，两家早订下婚约。王国维一家归国后，罗夫人便常念叨女儿婚嫁时，她难舍幼女远离。罗振玉也特别疼爱小女儿，便也有归国之意。但又觉得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归去难以静心做学问。
正在他犹豫不定之际，柯劭忞来了这么一封信，气头之上，罗振玉当即给他二人各写了一封信。给赵尔巽的没头没尾，只有四个字——“言犹在耳”；给柯劭忞的更为简单，只有两字——“周粟”。第二天，他气稍平，虑及多年老友，没必要伤了感情，便重新给柯劭忞写了一封信，以“京都事繁”相敷衍。
1916年，袁世凯做了83天皇帝后，在国人的唾骂中死去。柯劭忞又致书请他归国襄助，信中恳言：“元凶已伏天诛，辽东皂帽曷归来乎？”
罗振玉虽然对是否归国仍是犹豫不定，但对就任清史编撰一事仍是断然回绝道：“郿坞虽倾，李、郭尚在，非其时也。”明确阐明拒绝的理由是：袁世凯虽死，但他的爪牙还在，这正像东汉末年，董卓虽被诛，但李傕、郭汜还在一样，所以现在不是回去的时候。只是仍在信尾婉转写道：“纵以赴就，俟后也诣京面谢老友深谊。”
给柯劭忞二次回信后，罗振玉便决定取消归国计划，他与夫人商量，待女儿婚后，把女儿女婿都接来日本，让潜明入京都大学读书。可是后来他却又决定要尽速归国，促成他这一思想剧变的却是当初盛情邀请他赴日避难的内藤虎次郎。
作为老朋友，内藤对罗振玉一向关心并尊重。从邀请他赴日，到为他安排住所、往京都大学安置众多文物以至后来购地建房，内藤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最让罗振玉最感激内藤的是，1915年，罗振玉痛惜国人文物流失海外，撰写《海外贞珉录时，他得知日本皇宫藏有日本海军从旅顺攫掠的唐代巨型石碑“唐鸿胪井刻石”，而这刻石是当年唐玄宗派遣鸿胪卿崔忻到辽东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时留下的“永为证验”之物。甲午战后，日本海军发现此石碑，认为留此石碑，会让人们永远记住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不利他们建立“大东亚共荣”，长久占领此地。他们便趁夜盗攫，运往日本献给天皇。
罗振玉想得到此石碑的拓本，他知道内藤曾为天皇考释过此碑，其手中必有此碑拓本，可这事涉及两国关系，罗振玉生怕内藤为难，一直没好意思向内藤开口。最后奈，还是硬着头皮去找内藤求助，没想到内藤很爽快地把拓本给了他。只是叮嘱他，不可对外人道，罗振玉自是感激。
可是近来罗振玉感觉内藤态度有明显变化，缘起近来中国国内抵制日货浪潮迭起，内藤又在几家报刊上同时连篇累牍刊载他几年前的文章《清朝衰亡论，并重新撰文佐之，说中国学生运动致国势混乱不堪，国已不国，证明他之前所述“清国灭亡论”是“早有远见”。对此罗振玉感到实难认可，他认为若说“大清之亡”，那当是自辛亥之变，国其君之日始，而不是今日之抵制日货。他也知内藤之意是想借说清廷已亡来隐含中国已亡的主旨，但他深知眼下时局综复杂，中日两国关系敏感，他不愿与内藤就此争辩。
一日，内藤撰写一篇《续王亥学术文章，前来永慕园请罗振玉“一观”。王亥是罗振玉、王国维在甲骨考释中确证存在的一位殷人先公，内藤在此基础上先撰写了《王亥一文，今又撰写了《续，来让罗振玉“一观”，本亦常理，可观过文章，内藤却谈起中国国内学生动乱之事，一再说“中国已不成其为国也”，并请罗振玉发表看法。罗振玉明知内藤早年长期为记者，对任何话题他都可以尽情发挥，自己身在异国，不便对中日敏感话题发表观点，便以刚到日本时申明的“只做学问，不问政治”搪塞，内藤颇为不快。
此后，罗振玉越发感到许多日本朋友对他的态度都与前不同，就连狩野直喜、田中丰八等过去非常热络的朋友也有许久未曾联系了。罗振玉不觉心生忧虑：自辛亥年东渡日本，已近八载，前期虽两国关系僵持，但他自认与诸学者友情笃深，两国关系不会影响到他们之间，而他却正好居此避开国内纷扰，于僻静处专注学问。没想到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由政府龃龉，到民间对抗......
罗振玉感到莫名不安，他写信给王国维说：“弟之涉海，忽已六年，首尾则八年矣，初到此间，尚可闭门造术，今既久矣，知此邦之人犹吾大夫，乃有去志，即德俄战局将告终，此间乃有累卵之势，我国今为乱邦......于是去志益切......往岁谒陵时，于梁格庄见一墓地，为异日葬身之所，人生不能末日，若长此时局，不能归首淮安，尚得葬身先帝寝宫之旁，可以憾。”
为免生事端，罗振玉叮嘱王国维“归国之事，勿遽宣布”，然后不作声张，只是悄悄分类整理大云书库的那些藏品，以便将来装箱寄运。
女儿婚期临近，罗振玉决定论如何先到上海把女儿婚事办了。行前，王国维写信让他带数千甲骨返回。说是哈同和罗迦陵闻听他归国，非常高兴，想让他在爱俪园搞一场甲骨研究成就展，再举办一些甲骨学专题讲座之类的活动。并说哈同许以丰厚酬劳，还要请一些学者名流共襄盛事。
罗振玉感觉这为他归国嫁女倒是增加了一些趣韵雅意，便欣然答应了。
得到罗振玉的应允后，哈同夫妇可就忙活开了。
哈同组织了一套人马，大发广告，遍邀名流。他决心借机把他的爱俪园、戬寿堂及仓圣明智大学好好宣介一番，让它们成为江南的文化圣地，他自己也好跻身文化名流；罗迦陵更是火速进京，虽然她的干姊妹隆裕太后已于1913年过世，她想请逊帝溥仪或别的什么皇戚贵胄亲临爱俪园参加罗振玉的甲骨研讨学术会，那她将会再次轰动上海乃至全国。尽管已厌倦政事的前摄政王载沣以“时局复杂，不宜擅动”为由拒绝了她的请求，但她最终还是请到了宣统御笔“乃园乃文”。
已未（1919年）春，罗振玉携全家人回到上海筹办三女儿婚事，他不想太过铺张，但也想把婚事办得风风光光。亲朋故友及任时同僚闻知他归国嫁女，纷纷前来致贺。沈曾植、原学部主事陈衍（号石遗）、翰林院编修缪荃孙、江南名士藏书家、刻书家刘承干等人或致书或亲临罗振玉临时寓所热情恭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