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庄闻言，忙上前作揖道：“见过师傅。”
王国维道：“书香门第，何须言教，日后直管切蹉便是。”
《殷墟书契前编刊印出版的消息传开，日本学界人士纷纷慕名前往求购，国内也不断有求购信函。书已售罄，求购者仍络绎不绝，罗振玉方对其弟言道:“刊印《前编时，吾忧此书只为学界受用，大众青睐，故一味求精印，印数至少，拟价亦甚低。俟《后编刊印，定不再玻璃板精印，印数可大增，价仍可稍降，而获利必巨。”
罗振常自是欢喜，道：“石印亦甚好，若有一二字迹模糊者，可略，亦可加图精印。”
民国三年（1914年），罗振玉又撰成《殷墟书契菁华，收录甲骨共计68片，均来自他自已的收藏。其中有四版大的牛胛骨，大字涂朱，正反面都有长篇卜辞，是研究殷商历史的重要史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年罗振玉还编撰了敦煌学的重要著作《鸣沙石室佚书。
民国四年，罗振玉又撰成《殷墟书契考释三卷。在这里，他释出了单字近五百个。他还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书本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此时，寄存于京都大学图书馆的藏品已全部搬迁至罗振玉新宅中的大云书库，罗振玉省却了每日往返之累，心境至豁然开朗，每日埋头其间，精心整理、墨拓、考释那三万甲骨。
民国四年，罗振玉撰成《殷墟书契考释三卷；《铁云藏龟之余一卷。民国五年又撰成《殷墟书契后编二卷，《殷墟书契待问编及《殷墟古器物图录。其辨析之艰难，自不必赘述，罗振玉自己曾于《殷墟书契菁华序言中道其苦，云：
予爰始操翰，讫于观成，或一日而辨数文，或数夕而通半义。譬如冥行长夜，乍睹晨曦，既得微行，又蹈荆棘。积思若痗（忧思成病），雷霆不闻，操觚在手，寝馈或废。
王国维更是直呼：“先生独以学术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为性命。”
原礼部右侍郎、清末四大家之一的朱祖谋致函罗振玉曰：“君仿仓颉作训纂，绝胜西蜀杨子云。”意谓罗振玉训诂殷商文字，犹如西汉著名学者杨雄研仓颉作训纂一样，功绩巍然，却没有像杨雄一样失节背汉，鼓吹王莽新朝。信中还谈到1914年，袁世凯曾礼聘他为高级顾问，他笑而却之。
国内学者纷纷赞扬罗振玉研究使商代成为有文字可考的信史；日本学者狩野直喜等人也赞扬罗振玉“窥见一个王朝的背景”、“使清国之信史提前六个多世纪”云云。
罗振玉自题一诗，云：
海溢桑枯灵骨现，鳞来凤去我生非。
射牲畴复贞牢礼，去国依然梦画衣。
并世考文谁史许，当年抱器感箕微。
摩挲法物穷钻仰，学易曾闻屡绝韦。
除自道成书之不易与艰辛外，罗振玉兴致高时也曾挥毫题铭：“龟虽寿，三千岁，永不朽，在文字。”
王国维自从东渡来到日本，几乎每天都在精心整理罗振玉收藏的那三十余万卷典章书籍，编制《罗振玉藏书目录。这是一项浩巨繁杂的工程，要编制目录，首先要了解书籍内容，王国维每天都要大量阅读那些书册典籍，然后才能分类编目。古典书册难免有缺损，对一些重要的古籍，他还要反复校对，精心修补。日复一日，低首府案，王国维在书堆里艰难跋涉，每日累至腰酸背痛，两眼酸涩。
这对一般人来说，可能会以为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但王国维每日却是苦在其中，乐在其中。他曾把自己比作久已饥渴之人，突然进至豪华盛宴，不免饕餮不已。正如浙东四先生之宋濂一样，昔时家贫，从致书以观。现在罗振玉“尽出大云书库之书”，他感觉简直就像进入皇家书库一般，可以尽情徜徉其间，恣意阅览，这实在是他以为最快乐之事。而迁入永慕园大云书库后，他又时常帮罗振玉整理鉴赏一些其他古器与甲骨，更使他感觉像是登临高雅敞明之殿堂。在罗振玉影响下，王国维金石训诂之功亦渐入佳境。
民国二年，他编纂出《罗振玉藏书目录上中下三卷，上卷为经、史，经部总共五百零四部，九千一百七十五卷，史部共计一千七百四十部，分二千二百二十二卷，其中金石类计有三百二十八部，一千八百五十七卷；中卷为子集，其总数为一千五百六十部，二万余卷；价值最高、王国维编辑时最为用功的主要在下卷。下卷分为宋元本书目、善本书目、评校本书目和钞本部四类，编辑此卷时，王国维除照例录有作者、版本、卷册数以外，其宋元本书目内，还记有该书每页行数，每行字数，收藏者姓名、堂名、题识、校记及各卷藏书所盖藏书印章等等。有些还录入了其藏书趣记。在《宋元本书目.经部的第一部《附释音尚书注疏中，王国维录入了“好学为福”等告诫人们真正的福份不是家财万贯，而是好学读书之类励世恒言。
王国维每日以苦为乐，兴之所至，他常吟诗抒怀：此录其二首：
其一
莽莽神州入战图，中原文献问何如。
苦思十载窥三馆，且喜扁舟尚五年。
烈火幸逃将劫尽，神山况有未焚书。
他年第一难忘事，秘阁西头是吾庐。
其二
平生丘壑意相关，此日尘劳暂得闲。
近市一廛仍远俗，登楼四面许看山。
书声只在淙潺里，病骨全苏紫翠间。
赁屋佣书吾辈事，北窗聊为一开颜。
此“其一”中“三馆”借典宋代史学家郑樵在编纂《通志总序时所写诗句“三馆素餐之人，四库蟗鱼之简”，喻指藏书、校书、修史诸事。“秘阁”指京都大学图书馆，意指王国维所租住的田中村寓所正在该馆之西。“其二”中“北窗聊为一开颜”，之句，是说初始罗振玉的寓所正在王国维寓所北边不远处，二人常在一起研学谈笑，最是开心。
做学问甚是开心，可王国维也另有心结。自从浮海东渡来到日本，全家六口人的生活就一直靠罗振玉每月给一百元工资（时称月饩）勉强维持，1913年，长女王东明降生，王国维甚是欢喜，此前所生四子，王国维个个喜欢，但也总希望有个聪明可爱的女儿。可他竞钱给妻女买些许营养补品。四子王纪明年纪尚小，有时见别的小朋友有玩具可玩，回家也嚷着要玩具，王国维疼爱孩子，可他就是拿不出钱，满足孩子这小小的希望。这让他时时倍感愧疚。
长女出生后不久，内藤虎次郎给他介绍一兼职，让他给《盛京时报撰写“札记”。王国维了解到，《盛京时报是日本人中岛真雄在沈阳创办的一份华文报纸，其名曰“开通民智”，但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为日本“欲占领支那，须先了解支那”战略服务的，且该报之主谋诸人，皆与当政之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等的多有瓜葛。王国维本欲回绝，可念及妻儿生活清苦，便踌躇起来。最后思之再三，抱定只写学术文章，不关时局的宗旨，便应下了这份差事。报方每月付30元薪酬。
首期撰写《东山杂记，落笔则云：
“今北方人家，门前必有升车之石，或累砖为之，而覆之以石。此古天子之制，诸侯以下所不得僭也，其名则古谓之‘乘石’……”王国维自认“只做学问”，便不为日人所利用，可没想到不久即被南方革命党人口诛笔伐，责他“纯朴学者，再入迷途，为虎作伥”，意谓他作为一单纯的学者，并非清之遗老，追随罗振玉逃亡日本，本已是失路之人，现在又甘为日本人对中国“文化侵略”之“马前卒”，“实是有失学者之本”。
责骂虽是猛烈，但只是在南方革命党的一些报刊上热闹了几日，并未波及京都，王国维照例写些杂记给《盛京时报寄去。后原东文学社同窗好友樊炳清来信略微提及此事，王国维颇为生气，大发直拗倔强之书生气，回信道：“吾只做学问，不涉时局，何来‘失却学者之本’?”
后来，王国维却自己决定放弃这份兼职，日本经济危机日益加重，物价飞涨，罗振玉给付的月饩已很难维持一家人生活，尽管他在编纂《罗振玉藏书之余，也加班帮罗振玉整理古器，考释甲骨，罗振玉也给他加发月饩，可仍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也不好再向罗振玉开口，因为他知道罗振玉到日一年来购地建房、照顾他和罗振常、刘季英几家数十口人生活，也主要靠售卖古画、典籍甚至甲骨来维持。他便萌生了回国教书，维持家计的想法。
民国四年三月，他携全家人返乡祭扫，启程前便有趁势安排夫人潘丽正带子女于老家海宁安家，只因归乡之后生计亦尚不明了，不免有些犹豫。至家，老友张尧香等人前来探望，再次提及革新派责他“失却学者之本”的话题，劝他回国再谋生计。王国维又前往上海探望了学界前辈沈曾植老人。
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时称巽斋老人、东轩居士，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历官刑部郎中、总理衙门章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参与成立“强学会”。后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在两湖书院主讲史学，也曾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宣统二年(1910年)，因病乞休，从此侨寓上海。沈曾植治学严谨，学贯中西，有"中国大儒"之誉。
老人盛赞王国维的人品、学识与文章，也极力主张让他“早做归国之计”，并一再劝慰他：“以君之学识、才思，于沪上教学或做学问，皆足以养家糊口，且可开创一片天地，独领一域。也算是饱经沧桑，回归正道。”
王国维闻言恍悟，拿定了归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