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收了伞走上二楼，家里只亮着走廊的灯，父亲还没回来。
我把报纸放在桌上，上楼去冲了个澡，家里依旧是一个人也没有，静得不行。
洗完出来我点了后院墙上的煤油灯，坐在院里的石凳上，映着微弱的灯光研究报纸，这份报昨天刚发出来的时候就被政府查封了，我在酒阁上坐了一天，打听了很多人，没有几个知道的，可能是涉及到什么战情。
沈行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从哪订到了这份报纸，他跟我分析时完全不像是聊看报的人，倒像是被夹在这场战争中。
越想越乱，我盯着报纸怎么看怎么不对劲，还没思考出什么头绪，走廊外边突然传来开门的声音。
我往外探头看，姜见权满脸疲惫地推门进来，我喊了一声：“爹，回来这么晚。”
“嗯，临时出了个急诊，”他叹了口气，脱了风衣躺在沙发上，“主要是这两天病人也多。”
我赶忙放下报纸跑过去，坐到他旁边给他捏肩膀，不平地吐槽：“你俩天天这样，我娘也是又赶稿了吧，每次到家都只有我自己。”
父亲拍了拍我的手背，笑了两声。
我看了眼挂表，现在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他阖眼休息了一会，眉头皱的紧，又出声问我：“你知道武汉那边的情况了吧。”
这两天到处都有报社写报道，我继续给他按着肩膀回答：“当然知道，而且我还拿到了昨天被禁的那一张报纸。”
父亲一下睁开眼：“拿来我看看。”
我到后院拿了那份报纸递给他，他越看神色越凝重，最后语凝噎，只是叹息一声。
敲门声响起来，我去开了门，母亲在门外换拖鞋，寒风一下就灌到屋里，像是直接撕开了一道冰极的口子，父亲招呼她：“常芸，怎么样？”
母亲摘了围巾，坐到父亲旁边，把记新闻的本子掏出来，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字，我凑过去看，她摸了摸我的脑袋：“形势不太好，现在日本军队又趁着空子往广州那边打了。”
父亲骂了句：“那群畜牲肯定是挑准时候了。”
我坐在他们中间听了一会迷迷糊糊就睡过去了。
这几日倒是太平，我闲下来也没什么事干，只有窝在卧室里看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