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襄发表《簠室殷契类纂后，研究学问之兴趣更加勃发，对甲骨文和殷商史尤为喜爱，他每日里看书学习，几近痴迷。孟广慧曾笑言：“君如此读书，胜苏秦之头悬梁，锥刺股；过车胤囊萤映雪，就连大文豪韩愈老夫子的‘马上、枕上、厕上’你也全都用上。真成了‘书痴’一个。”
王襄苦读但并不“痴”，他心中时时惦记着甲骨和殷商研究。发表《簠室殷契类纂后，范维卿又给他送来千余枚甲骨。这次范维卿倒是义气十足，进门就说：“日本给我高价，我也不给他们，这批甲骨是小屯村张家新出土的的，骨形整，字迹多，我全给你送来了。价钱也是你说了算，就图你能多出些，别让东洋人看不起咱。”末了又玩笑一句：“你别让我亏本就行。”
“既如此，价格你定，钱要等到出书以后付。”王襄又半真半假说：“要不，你购甲骨我写书，赚了钱咱俩‘二一添作五’。”
“好，一言为定”，范维卿说道：“咱们也豪爽一回，来个君子协议。”
不管怎样，这回王襄手中有了五千枚甲骨，范维卿这次送来的确是小屯村张家菜园新出土的，他费尽心机，才搞到这一千多枚，因系一坑所出，契文所记内容相关，为王襄后来考释带来很大方便。
王襄又没日没夜地投入到甲骨考释研究之中。1923年，王襄又编成《簠室殷契征文一书。该书共计拓本十二卷、考释十二卷、勘误一卷，分天象、地望、帝系等十二类收录甲骨拓片。经过反复审核，修改，1925年，王襄仍把书稿送到河北第一博物院（原天津博物院），该院即以他们新近独创的药纸直接落石拓印技术，为他印刷。
在该书的序言中，王襄着重阐述由考释甲骨，而发现殷商时礼制已蔚为大观，典制甚繁，可是史书记载却十分简略，缺漏甚多。由此开始了对殷商历史，特别是礼制的研究。他在序言中写道“
昔孔子慨殷之文献不足征，未言其礼，三千年来讲殷礼者已成绝学。欲力求之，仅《商书、《商颂、《礼记、《史记四书所载者，见其大凡而已。自殷契出，考释其文，知所存殷礼，为多于祀典，尤详。今言其略，尞于狸沈之祭备用之。先王卜牲兼牲毛牲数二事。祈雨曰雩，祀尞于东西，即祭四方之礼，若告祭薦羞，若爯（称）册，典制甚繁，殷人非专尚质也，福酒衣御之祭，卯叀用牲之法，皆经傳所不载，卜文则屡言之，至岁终，置闰则记十三月，为归余于终之法，所登人之文，與伐国并举，类于周之比军众與登民数之典不同，殷世特重卜贞，几日不卜，事不贞，凡兹大端，颇为周礼，所因足补载记阙略，三千年后记之。
这与罗振玉、王国维的研究倒是非常的相似。而王国维此时也即将登上清华大学的讲坛，大书《古史新证，再倡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奉旨进京，罗振玉催促再三，可到了囿于紫禁城“清廷”大内，却所事事，半年之久，小朝廷也没给他明确个差事。虽然也虚张声势封了些“紫禁城骑马”、“南书房行走”之类的“荣宠”，直到半年多后，小朝廷才封他五品顶带，“赏食五品俸禄”，且是“六天入内一次”。“入朝”一年多王国维并没有感受到多少“隆恩”，他真正感受到的却是“独骑瘦马绕宫墙”时看到的“紫禁城黄昏”中的悲凉。在朝一年半，他总共上了两道奏折。第一次是建福宫大火，烧毁数以千万计的金佛、字画、古器、古书。而外间一些人却在劝说小皇帝溥仪“出洋游历”，王国维上书历数康熙皇帝精究历算、律吕、音韵之学，贯通中西；乾隆皇帝御制诗集之富冠绝百王，劝“冲龄践祚”的当今“皇上”“效法二祖，于文学艺术心之所好者不妨泛览”。第二次是他发现内务府“总理”郑孝胥盗卖宫内书籍文物，其儿子在坊间公然声称“宫内财宝物不售”，更让王国维愤怒的是郑孝胥竟然要把《四库全书运往上海去翻印，而外界传闻，郑已私下与日本人秘议，要以数十万之价将原书售于日本。王国维上书建议在北京翻印，或拍照送上海印刷。王国维的奏章虽没能上达皇帝手中，却引起朝野关注，最终却使郑孝胥阴谋落空。
王国维没想到却因郑孝胥之流盗卖国宝一事，竟让他与北大之间起了隔阂。是因北大师生闻知故宫国宝被盗卖，义愤填膺，猛烈抨击之，同时也抨击废帝溥仪“昏聩能”，甚至是“一丘之貉”。王国维替溥仪抱不平。北大师生出于对王国维的敬重与爱护，劝他以民族大义为重，莫对没落废帝“愚忠”。而这却刺痛了王国维的自尊心，他竟决停止“北大国学研究所”研究生上门咨询，取消“北大国学门研究所”导师之“名义”，并终止胡适拟在北大《国学季刊上刊载他的《书戴校水经注后一事。但论如何，北大师生仍然十分敬重王国维，他们之间私谊未断。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后，王国维也厌倦了小朝廷那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内讧不断的政治生态，他早有“请假”离去的思想。恰好此时，胡适受他的留美同学、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曹云祥之托，帮助规划筹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胡适自然知道王国维是该研究院导师的舒适人选。他向筹备委员会的筹备主任吴宓推荐了王国维。
吴宓曾长期任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学衡编辑部主编，与在上海的王国维已早有往来，他就任清华大学国学院“筹备主任”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入城去聘请王国维。
当时，溥仪已移居天津张园，王国维仍住在北京地安门内大街，乙丑年2月13日，吴宓手持校长曹云祥的聘书来到王国维的家中，在厅堂上向王国维行“三鞠躬礼”，王国维对此虽深表感谢，但仍以“不食周粟”而谢绝。
翌日，胡适与曹云祥亲赴王国维住所邀请，王国维颇为感动，但除“深表感谢”之外，仍是恪守“不食周粟”。
出得王国维家，胡适说：“这老夫子，作学问执着，为人也执拗。此锁只有一把钥匙可以打开。”
曹云祥拦住胡适，说道：“莫非只有‘圣上’能开此锁。”
胡适道：“正是，要相解开王静安脑子中的死结，非请‘圣旨’不可。”
随后胡适即赶赴天津去见“皇上”溥仪，因他与溥仪曾多有交往，溥仪一口允准王国维就任清华之请，并给王国维写下了“圣旨”。回到北京，胡适再到王国维家中，传达“圣意”，再致诚聘。王国维说顾虑就任清华后，事务繁忙，万一“皇上”有事，便会两相耽搁，心有踌躇，最后说：“请允以一星期考虑。”